空气污染的成本 报告概要 强化行动的经济依据 世界银行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健康 指标与评估研究所 图片: Chris Stowers/Panos. 报告全文: World Bank and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2016. The Cost of Air Pollution: Strengthening the Economic Case for Ac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报告概要 引言 空气污染是当今公认的一个主要健康风险。暴露在空气污染之下，无论是环境空气污 染还是室内空气污染，都会增加人罹患肺癌、中风、心脏病、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的 风险。根据可以查到的最新估算，2013年全世界有550万人过早死亡可归咎于空气污 染，占死亡总人数的1/10。自1990年代初、从有污染暴露度及健康影响全球估算以 来，空气污染构成了严重的健康风险。与2013年相同，早在1990年空气污染已是世界 第四大致命性健康风险，造成480万人过早死亡。 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些城市地区，空气污染尤为严重，这些地区经济活动规模比较 大，从而造成的污染水平和污染暴露度也比较高。但是，空气污染在城市以外也是问 题。全世界有数十亿人在家仍靠燃烧薪柴、木炭、煤和牲畜粪便做饭和取暖。因此， 在发展中国家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风险最大。发展中国家90%的人口暴露在达到危险 水平的空气污染之下，占2013年全世界因空气污染导致死亡和非致命性疾病的93%左 右。较低收入国家5岁以下儿童死于空气污染的概率是高收入国家的60倍以上。 空气污染不仅是一个健康风险，也拖累了发展进程。空气污染导致疾病和过早死亡， 从而降低了生活质量。空气污染造成劳动力减少，也降低了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空 气污染还会以其他方式对生产力产生持久的影响，比如导致植物矮化生长，降低农业 生产率，减少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从而降低城市的竞争力。 研究目的 这一研究的目的是计算因空气污染导致过早死亡的经济成本，为政府大力治理污染强 化其理论依据。污染的社会成本是多方面的，但全面阐述已超出本报告的范畴。相 反，报告将聚焦于经过许多研究已证明是最大和最有害的污染成本，即过早死亡。 每年因空气污染致死的人数为治理污染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理由。评估与污染有关的 过早死亡的成本，有助于进一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政府面临诸多相互竞争的挑战， 将污染成本货币化可以有助于政府决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来改善民生。研究污染的货 币价值也能帮助政府通过对比实施成本来评估污染治理政策的效益，制定经济高效的 空气质量管理计划。 这一研究还介绍了《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3全球疾病负担协作方2015）的 成果。《全球疾病负担》（以下简称“GBD”）从全世界众多原因和风险因素的角度 评估疾病与过早死亡问题，也包括空气污染，并针对空气污染水平及其相关疾病负担 的暴露度和趋势提供了最广泛的估算。GBD研究可追溯到1990年代初，当时世界银行 委托开展了首个GBD研究，研究成果用于《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健康》。自 2010年以来，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HME）主持GBD研 究，最新估算为2013年。 空气污染的成本: 强化行动的经济依据 1 研究方法 对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负担的估算，首先是评估空气污染的严重性和民众的暴露程度 （Brauer et al. 2016; Cohen et al. n.d.）。GBD评估室外（环境）空气污染以及 居民使用固体燃料炊事造成室内空气污染的暴露度。GBD采用的环境空气污染估算方 式，旨在以有可能采取的最合理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同来源的信息，将地面监 测数据与卫星观测和化学传输模型相结合。对室内空气污染暴露度的估算，综合了使 用固体燃料的居民占比、燃料使用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浓度估算和个人与地区暴露比 率等数据。 GDB接着评估了个人暴露度如何增加了民众罹患缺血性心脏病、中风、慢性阻塞性肺 病、肺癌、急性下呼吸道感染、肺炎等疾病的相对风险。人口空气污染暴露风险上 升，转化为上述疾病的致死率连年上升，其罪魁祸首是空气污染。 本研究采用GBD对污染导致过早死亡的估算，遵循以下两种不同方法评估其以美元计 值的经济成本：（1）福祉法，即，根据个人支付意愿（WTP），采用统计生命价值 （VSL）将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风险上升进行货币化；（2）收入法，即，将过早死亡 的资金成本等同于放弃的终生收入的现值。虽然这两种方法是为不同目的定制的，但 在本报告中给予了同等权重。 福祉法是为了评估致命性健康风险对于构成社会的个人的经济成本。空气污染通过增 加民众罹患致命疾病的风险，对他们视为有价值的许多东西构成威胁，这些东西包括 消费、休闲、健康和存活。这种价值反映在WTP中，WTP涵盖了许多个人为降低死亡概 率而愿意做出的一定程度上的权衡取舍。统计生命价值（VSL）代表了许多个人为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死亡风险的支付意愿（WTP）的总和，它并不是任何个人的生死价 值，也不代表社会对这一价值高低的判断。VSL也不是为了对不同国家的生死价值进 行比较。支付意愿法（WTP）最适合用于经济福祉分析，因而成为高收入国家为污染 相关死亡风险估值的标准方法（参见Viscusi 1993; Cropper 2000; OECD 2012）。 收入法更适合用于财务分析和在扩大到国民经济核算范围内衡量污染的成本，例如作 为世界银行的经过调整的净储蓄（ANS）指标的组成部分。ANS或称“真实储蓄”，是 衡量包括制造资本以及自然和人力资本在内的国民资产价值变化的一个指标（参见 Hamilton和Clemens 1999; 世界银行 2005, 2011）。正值的储蓄代表对未来福祉的 投资，因为国家积累了促进经济增长和至少维持现有消费水平所需要的资产。在ANS 框架内，因污染造成的过早死亡代表国家人力资本存量的负投资。与其他形式的资本 退化一样，这种负投资是根据在资产生命周期中的预计收入损失来估值的。例如，智 利的社会发展部就采用这种方法来评估过早死亡（Chile MDS 2014）。 主要发现 在2013年，暴露于环境和室内空气污染给世界经济造成约5.11万亿美元的福祉损失。 从程度上来看，南亚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福祉损失分别相当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7.4%和7.5%（图ES.1）。按照最低估计，中东北非地区的损失仍相当于GDP 的2.2%。使用固体燃料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是给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造成损失 的首要原因。在所有其他地区，损失主要是由微小颗粒物（PM2.5）对环境空气的污 染造成的。虽然劳动收入损失预计低于福祉损失，但在人口较为年轻的地区是巨大 2 空气污染的成本: 强化行动的经济依据 图ES.1 各地区因空气污染导致的福祉损失，2013年 8.0 7.5 7.4 7.0 6.0 相当于GDP的百分比 5.1 5.0 4.8 4.9 4.5 4.0 3.8 3.1 3.1 3.0 2.8 2.4 2.4 2.5 2.2 2.0 2.0 1.5 1.4 1.0 0.8 0.3 0.4 0.4 0.1 0.2 0.1 0.1 0.1 0.1 0.0 亚 非 er 美 亚 洲 洋 海 洋 海 洲 r th 非 ica 中 北 北 南 非 平 比 中 比 平 南 非 北 Am o 与 与 南 太 勒 N 与 勒 太 南 与 洲 东 以 与 加 洲 加 与 以 欧 中 拉 亚 与 欧 与 拉 中 哈 东 洲 洲 哈 撒 美 美 撒 丁 丁 拉 拉 空气 染 量 空气污染总量 室外 室外 PM2.5 PM2.5 室内 PM 室内 PM2.5 2.5 臭 臭氧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与IHME 注释：总的空气污染损害包括环境PM2.5、室内PM2.5和臭氧。GDP=国内生产总值 的。2013年南亚的收入损失总计超过66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将近1%。2013年全球劳 动收入损失总计2250亿美元。 此外，自1990年以来空气污染的成本上升。从1990年至2013年，尽管各国在经济发展 和提高健康水平方面成就斐然，但福祉损失几乎翻了一番，劳动收入损失增加了40% 。在低收入国家，死亡率下降幅度难以抵消人口增长和空气污染暴露度的上升幅度。 在中等收入国家，空气污染的总体暴露度和健康影响也呈上升趋势。然而，估算的福 图ES.2 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室外PM2.5和室内空气污染导致的福 祉损失，1990-2013年 10亿，按购买力平价调整） 力平价 整） 1,800 1,600 室内空气 染 室内空气污染 1,400 室外 室外 PM2.5 PM2.5 1,200 ，按 1,000 年美元，单位： 年美元， 位：10 800 600 400 2011 （2011 200 福祉损失（ 福祉 失 0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IHME。 空气污染的成本: 强化行动的经济依据 3 祉损失的增加主要源于民众更加重视减少死亡风险。同样，从1990年至2013年，除了 未加入经合组织（OECD）的高收入国家外，各国的实际平均工资都出现增加，使得过 早死亡导致的人均劳动收入损失上升。在所有收入组别的国家中，受污染影响人群的 年龄结构出现改变，较高比例的死亡率出现在处于劳动年龄后期的人群中，对收入损 失产生了一定的抵消作用，但抵消的幅度并非等于或超过收入损失。 室外空气污染日益成为更严峻的挑战，而室内空气污染尽管有所改善但仍是一项持久 挑战。自1990年代以来，大部分国家（高收入国家除外）的室外空气污染暴露度都出 现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人口稠密、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包括南亚和东亚太平洋 地区。截至2013年，世界人口中约87%生活在空气污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WTO）空气 质量标准的地区，世卫组织的标准是PM2.5年平均值每立方米10微克。虽然1990年以 来由于健康整体改善，大多数国家因暴露在室外PM2.5下导致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下 降，但人口增长和暴露度上升增加了过早死亡人数。从1990年至2013年，因室外 PM2.5导致的过早死亡率上升了30%，年平均死亡人数从220万人增加到290万人。同期 因室外PM2.5污染导致的福祉损失上升了63%，达到3.55万亿美元，反映出许多增长快 的国家空气污染日益严重，以及与收入增加相关的死亡风险的边际成本上升。因室外 PM2.5污染导致的劳动收入损失年均从1030亿美元增加至1440亿美元。 虽然2013年世界人口的2/5受到使用固体燃料炊事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的影响，但 1990年以来在大多数国家暴露度出现下降。空气污染暴露度的下降幅度不等，从许多 较高收入国家近100%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10%以下。从1990年至2013年，室内空 气污染导致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从每10万人中75例 下降到47例，降幅达38%。然而， 尽管空气污染暴露度和死亡率下降，但与室内空气污染相关的死亡总人数仍大致保持 在每年290万人左右。2013年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因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福祉 损失约为1.52万亿美元左右，而劳动收入损失达940亿美元。 建议与展望 空气污染导致的致命疾病造成全球的福祉损失多达数万亿美元，这是一个行动号召。 本报告未涵盖的污染的额外成本，使得降低空气污染暴露度更显得刻不容缓，才能实 现共享、包容和可持续繁荣的目标。此外，尽管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改善，但室外空气 污染的挑战日益严峻，而室内空气污染的影响持续存在，这说明改善空气质量小打小 闹是不够的，要想真正降低污染成本，需要大刀阔斧的行动。 与此同时，GBD方式将空气污染相关的健康风险置于那些不同于空气污染、通常属于 卫生部门工作范围的其他健康风险的大背景下，强调卫生部门有必要考虑这一重要的 健康负担，并要求环保部门和卫生部门联手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参考书目 Brauer, Michael, Greg Freedman, Joseph Frostad, Aaron van Donkelaar, Randall V. Martin, Frank Den- tener, Rita van Dingenen et al. 2016. “Ambient Air Pollution Exposure Estimation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13.”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0 (1): 79–88. doi:10.1021/acs. est.5b03709. 4 空气污染的成本: 强化行动的经济依据 Chile MDS (Ministerio de Desarrollo Social, Chile). 2014. “Estimación del valor de los costos sociales por fallecimiento prematuro en Chile” (Estimation of the Social Costs of Premature Mortality in Chile). Report by the Division of Social Evaluation of Investments, Sub-Secretary of Social Evalua- tion,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Chile, March. Cohen, Aaron, et al. n.d.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Attributable to Ambient Air Pollution: Esti- mates of Current Burden and 23-Year Trends from the GBD 2013 Study.” In submission. Cropper, Maureen. 2000. “Has Economic Research Answered the Need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39 (3): 328–50. GBD 2013 Risk Factors Collaborators. 2015.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mparative Risk Assess- ment of 79 Behavioural,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and Metabolic Risks or Clusters of Risks in 188 Countries, 1990–2013: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3.” The Lancet 396 (10010): 2287–2323. Hamilton, Kirk, and Michael Clemens. 1999. “Genuine Savings Rat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3 (2): 333–56.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2. Mortality Risk Valuation in Environment, Health, and Transport Policies. Paris: OECD. Viscusi, W. Kip. 1993. “The Value of Risks to Life and Healt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1: 1912–46. World Bank. 2005. Wher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 Measuring Capital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______. 2011. 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 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New Millen- niu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空气污染的成本: 强化行动的经济依据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