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旗舰报告 92863 v2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概述 思维、社会与行为 ͂⩸䨢㵸䯲ఎ 世界银行旗舰报告 年世界发展报告 概述 思维、社会与行为 世界银行集团 本出版物包含了《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社会与行为》( doi: 10.1596/978-1-4648- 0342-0)的内容概述和目录。完整报告出版后,其 PDF 电子版将在 https://openknowledge. worldbank.org/ 提供,纸质报告可通过 https://publications.worldbank.org/ 索取。引用、 复制和改编本报告时请使用报告的最终版本。 © 2015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1818 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3 电话:202-473-1000;网址:www.worldbank.org 部分版权所有 1 2 3 4 17 16 15 14 本著作是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成果,其中也包括外部人员的贡献。本著作的发现、阐释和结论未 必反映世界银行、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或其所代表的国家的观点。世界银行不保证本著作数据的 准确无误。本著作所附地图显示的疆界、颜色、名称和其他信息并不表示世界银行对任何地区的 法律地位的看法,也不意味着对这些疆界的认可或接受。 此处的任何条款都不构成、也不应被视为世界银行对任何权利或特权的限制或放弃;世界银 行明确保留这些权利和特权。 权利和许可 本著作可以根据知识共享 3.0 政府间组织许可(CC BY 3.0 IGO,http://creativecommons.org/ licenses/by/3.0/igo)授权使用。根据该许可,在下列条件下,使用者可以复制、发行、传播、 改编本著作,包括用于商业用途: 标明出处——请按如下方式引用本著作内容:世界银行,2015 年。《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 社会与行为》概述。世界银行,华盛顿。许可:知识共享引用许可协议 CC BY 3.0 IGO。 翻译 ——若要翻译本著作,请在标明出处的同时加上下列免责声明: 本翻译不是世界银行的作 品,不应被视为世界银行的正式译本,世界银行对翻译中的任何内容或错误概不负责。 改编——若要改编本著作,请在标明出处的同时加上下列免责声明:这是对世界银行原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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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在理解和改变人的行为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许多发展经济 学家和实践者认为,人类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是无法捉摸的;而通过很多人的互 动(如市场互动)这些元素可以相互抵消。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近年的 研究推进了我们对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的决策和行为影响的认识,也证明这些因 素对发展成果有着显著影响。 研究还表明,我们可以利用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来实现发展目标。报告描述 了这种做法在诸多领域的成果。报告显示,对人们决策行为的了解可以催生新的干预措 施,进而增加家庭储蓄,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减少社区疾病发生频率,帮助家长改善儿 童认知能力的开发,激励消费者节能等等。这种基于对人的决策和行为深刻了解的方 法有着巨大前景,应用范围十分广泛。这里我只谈几个主题。 首先,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改善服务的供应。研究表明,对于是否让孩子上学、采 取防病措施以及储蓄资本供未来创业等关键问题,情境、便利性和显著程度上的微小 差异都会影响人们的选择。这意味着发展事务从业者不仅要重视采取何种干预措施,而 且还要重视如何实施这些干预措施。这就要求实施机构在干预周期内花更多的时间和资 源进行试验、学习和调整。 第二,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现在已更为清晰。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用工具应对这一 挑战。这份报告中描述了在税收和补贴的方法之外,如何利用对人的行为和社会性的 理解来应对这一问题,具体措施包括通过改变叙述方式来强调减排带来的实实在在的 v vi 前言 益处、通过社会规范来减少能源消费、通过社会网络来激励全国性气候变化行动、通过 类比帮助人们理解气候预报等。 第三,发展专业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也存在心理偏误。各国政府和 包括世界银行集团在内的国际机构可以采取措施来减轻这些偏误——例如对我们试图帮 助的人群进行更严密的分析、建立必要流程来减少心理偏误对机构内部决策的影响等。 埃博拉疫情清楚地表明,误解和沟通不当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对被感染者进行隔离 是出于防疫的必要,但对整个国家或种族群体进行隔离则是侵犯人权,而且实际上可能 阻碍对疾病的控制。今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为解决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当前各种挑战 提供了新的洞见,并为今后的发展事业提出了新的重要议程。 金墉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 致谢 本报告由 Karla Hoff 和 Varun Gauri 领导的团队编写。团队主要成员包括 Sheheryar Banuri、Stephen Commins、Allison Demeritt、Anna Fruttero、Alaka Holla 和 Ryan Muldoon;此外,Elisabeth Beasley、Saugato Datta、Anne Fernald、Emanuela Galasso、Kenneth Leonard、Dhushyanth Raju、Stefan Trautmann、Michael Woolcock 和 Bilal Zia 也对报告有所贡献;团队中还包括了 分析员 Scott Abrahams、Hannah Behrendt、Amy Packard Corenswet、Adam Khorakiwala、Nandita Krishnaswamy、Sana Rafiq、Pauline Rouyer、James Walsh 和 Nan Zhou。报告的编写是在 Kaushik Basu 和 Indermit Gill 的总体指导 下完成的。 报告编写团队受到了由 Daron Acemoglu 、 Paul DiMaggio 、Herbert Gintis 和 Cass Sunstein 组成的外部顾问小组的指导。Stefan Dercon 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提供了 见解深刻的意见,Sendhil Mullainathan 在报告构思阶段提供了宝贵指导。此外,编 写团队还收到了来自世界银行集团各地区、支柱网络、研究部、全球实践、独立评估局 等部门的宝贵建议。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理事会和首席经济学家知名人士理事会也 提供了很多有益意见。 本团队还要感谢以下机构为本报告的编写所提供的慷慨支持:英国国际发展部;加拿 大外交贸易发展部;“以知识促变革”项目;北欧信托基金;以及世界银行研究支持预 算。团队还要感谢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和德国国际发展机构,它们共同组织和主 办 2013 年 12 月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国际政策研讨会。报告编写过程中与以下机构 举行了磋商: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联合国机 构,荷兰外交部,欧盟委员会,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法国开发署,英国国际发展部,以 及美国国际发展署。其他一些机构主办了研讨会以对报告做出反馈,包括哥伦比亚大 学、康奈尔大学、丹麦推力网络、治理与政治实验组织、哈佛大学、国际救援委员会、 国际救助儿童联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和英国行为主义政策团队。 本报告的主要文字编辑是 Nancy Morrison,主要图片设计师是 George Kokkinidis。 Timothy Taylor 提供了宝贵的编辑指导。 Dana Lane 为报告排版。世界银行出版 与知识部协调了报告的设计、排版、印刷和发布。我们要特别感谢 Denise Bergeron、 Mary Fisk、Patricia Katayama、Stephen McGroarty、Stephen Pazdan 和 Paschal Ssemaganda,以及翻译部的 Bouchra Belfqih 及其团队。我们还要感谢 Vivian Hon、 Jimmy Olazo 和 Claudia Sepúlveda 所做的协调工作,感谢 Vamsee Krishna Kanchi、 Swati Mishra 和 Merrell Tuck-Primdahl 对沟通战略的指导。Renata Gukovas、Ana Maria Muñoz Boudet、Elizaveta Perova, Rafael Proenca 和 Abla Safir 对报告概述的 部分外文翻译进行了审校。 vii viii 致谢 报告的制作和后勤保障团队包括 Brónagh Murphy、Mihaela Stangu 和 Jason Victor,另外 Laverne Cook 和 Gracia Sorensen 也有所贡献。Sonia Joseph、Liliana Longo 和 Joseph Welch 负责资源管理,Elena Chi-Lin Lee 负责协调资源调动。Jean- Pierre Djomalieu、Gytis Kanchas 和 Nacer Megherbi 提供了 IT 支持。 报告使用了由 Abigail Barr 、 Nicolas Baumard 、 Timothy Besley 、 Thomas Bossuroy、Robert Chambers、Molly Crockett、Jonathan de Quidt、Philippe d’Iribarne、Lina Eriksson、Maitreesh Ghatak、Javier Guillot、Crystal Hall、 Johannes Haushofer、Alain Henry、Pamela Jakiela、Nadav Klein、Margaret Levi、 Margaret Miller、Juan Jose Miranda Montero、Ezequiel Molina、Owen Ozier、 Gael Raballand、Anand Rajaram、Barry Schwartz、Pieter Serneels、Jennifer Stellar、Michael Toman、Magdalena Tsaneva 和 Daniel Yoo 准备的背景论文和文件。 报告编写团队还收到了来自以下专家的建议:Yann Algan、Jeannie Annan、Nava Ashraf、Mahzarin Banaji、Abhijit Banerjee、Max Bazerman、Gary Becker、 Daniel Benjamin、Cristina Bicchieri、Vicki Bogan、Iris Bohnet、Donald Braman、 Colin Camerer、Jeffrey Carpenter、Shantayanan Devarajan、Timothy Evans、 Marianne Fay、James Greiner、Luigi Guiso、Jonathan Haidt、David Halperin、 Joseph Henrich、Ting Jiang、David Just、Dan Kahan、Ravi Kanbur、Jeffrey Kling、John List、Edouard Machery、Mario Macis、Anandi Mani、Suresh Naidu、 Michael Norton、Nathan Nunn、Jacques Rajotte、Todd Rogers、Amartya Sen、 Owain Service、Joseph Stiglitz、Jan Svejnar、Ann Swidler 和 Danielle Valiquette。 世界银行内部和外部其他很多人也提供了有益的建议,为报告的编写做出了贡献, 或是参加了有关磋商会议。我们的致谢虽然力求全面,但可能仍有遗漏,在此谨致 歉意,并向所有为报告做出贡献的人士表示感谢。报告编写团队向以下人员和机构 致谢:Dina Abu-Ghaida、Ana Milena Aguilar Rivera、Farzana Ahmed、Ahmad Ahsan、Edouard Al-Dahdah、Inger Andersen、Kevin Arceneaux、Omar Arias、 Nina Arnhold、Delia Baldassarri、Luca Bandiera、Arup Banerji、Elena Bardasi、 Enis Baris、Antonella Bassani、Andrew Beath、Simon Bell、Robert Beschel、 João Biehl、Chris Blattman、Erik Bloom、Zeljko Bogetic、Genevieve Boyreau、 Hana Brixi、Stefanie Brodmann、Annette Brown、Busara 行为经济学中心、 Alison Buttenheim、Susan Caceres、Oscar Calvo-Gonzalez、Robert Chase、 Nazmul Chaudhury、Dandan Chen、Laura Chioda、Ken Chomitz、Luc Christiaensen、Rafael Cortez、Aidan Coville、Debra R. Cubitt、Stefano Curto、 Amit Dar、Jishnu Das、Maitreyi Das、Augusto de la Torre、Chris Delgado、Asli Demirgüç-Kunt、Clara de Sousa、Jacqueline Devine、Eric Dickson、Quy-Toan Do、Christopher Eldridge、Yasser El-Gammal、Alison Evans、David Evans、 Jorge Familiar、Sharon Felzer、Francisco Ferreira、Deon Filmer、Ariel Fiszbein、 Luca Flabbi、Elizabeth Fox、Caroline Freund、Marie Gaarder、Virgilio Galdo、 Roberta Gatti、Patricia Geli、Swati Ghosh、Xavier Giné、Hemam Girma、Jack Glen、Markus Goldstein、Alvaro Gonzalez、Karla Gonzalez、Maria Gonzalez de Asis、Pablo Gottret、David Gould、Margaret Grosh、Pelle Guldborg Hansen、 Nina Guyon、Oliver Haas、Samira Halabi、Stephane Hallegatte、Mary Hallward-Driemeier、John Heath、Rasmus Heltberg、Jesko Hentschel、Marco 致谢 ix Hernandez、Arturo Herrera、Barbara Hewitt、Jane Hobson、Bert Hofman、 Stephen Hutton、Leonardo Iacovone、Elena Ianchovichina、Alain Ize、Emmanuel Jimenez、Peter John、Melissa Johns、Sandor Karacsony、Sachiko Kataoka、 Lauren Kelly、Stuti Khemani、Igor Kheyfets、Arthur Kleinman、Jeni Klugman、 Christos Kostopoulos、Sumir Lal、Somik Lall、Daniel Lederman、Alan David Lee、Arianna Legovini、Philippe Le Houérou、Victoria Levin、Jeffrey Lewis、 Evan Lieberman、Kathy Lindert、Audrey Liounis、Gladys Lopez-Acevedo、 Luis-Felipe Lopez-Calva、Augusto Lopez-Claros、Xubei Luo、Ashish Makkar、 Ghazala Mansuri、Brendan Martin、Maria Soledad Martinez Peria、Gwyneth McClendon、Mike McGovern、Miles McKenna、David McKenzie、Julian Messina、Francesca Moneti、Jonathan Morduch、Juan Manuel Moreno Olmedilla、Ed Mountfield、Masud Mozammel、Margaret Anne Muir、Florentina Mulaj、Cyril Muller、Carina Nachnani、Evgenij Najdov、Ambar Narayan、 Christopher David Nelson、Quynh Nguyen、Son Nam Nguyen、Dan Nielson、 Adesinaola Michael Odugbemi、Pedro Olinto、Daniel Ortega、Betsy Paluck、 Aaka Pande、Valeria Perotti、Kyle Peters、Josefina Posadas、Gael Raballand、 Martín Rama、Vijayendra Rao、Francesca Recanatini、Thomas Rehermann、 Melissa Rekas、Dena Ringold、Halsey Rogers、Mattia Romani、Onno Ruhl、 James Rydge、Seemeen Saadat、Gady Saiovici、Claudio Santibañez、Indhira Santos、Robert Saum、Eva Schiffer、Sergio Schmukler、Pia Schneider、Andrew Schrank、Ethel Sennhauser、Katyayni Seth、Moses Shayo、Sudhir Shetty、 Sandor Sipos、Owen Smith、Carlos Sobrado、Nikola Spatafora、Andrew Stone、 Mark Sundberg、Bill Sutton、Jeff Tanner、Marvin Taylor-Dormond、Stoyan Tenev、Hans Timmer、Dustin Tingley、Laura Tuck、Tony Tyrrell、Hulya Ulku、 Renos Vakis、Tara Vishwanath、Joachim von Amsberg、Adam Wagstaff、Lianqin Wang、Clay Wescott、Josh Wimpey、Noah Yarrow 和 Renee Yuet-Yee Ho。 概述 1 概述 人的决策与发展政策 概述: 人的决策与发展政策 每个人都希望掌握自己的道路,而发展政策在很 这份报告的标题是“思维、社会和行为”, 大程度上就是要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提供更多 它反映了以下思想:注重人们如何思考(思维过 资源和信息,使其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方向。这 程)以及历史和环境如何决定人的思维方式 种方法虽然通常是恰当的,但也有所欠缺。为什 (社会影响),有助于改善针对人的选择和行动 么这么说呢?让我们用飞行员来做一个类比。 (行为)的发展政策和干预措施的设计和实施。 在 20 世界中期,航空业开发了一些新型飞行仪 换言之,我们需要根据对人性的认真分析来重新 器和发动机仪表,以改善飞行员对飞机的操控能 设计发展政策。 力。但到了 80 年代,这些技术改进却产生了与 这份报告的目的是将近年来针对人的行为的 设计者意图相反的结果:它们没能帮助飞行员更 心理和社会基础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使之为发 好地操作飞机,反而让驾驶舱环境变得越来越复 展行业的研究人员和实践者所用。报告汲取了多 杂,使飞行员感到紧张甚至难以招架。飞行员事 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神经科学、认知科学、 故率上升。这时,人们开始求助于人为因素设计 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 专家——人为因素设计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其核 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解释人们在发展所涉及 的许多方面所做的决策,包括储蓄、投资、能源 本报告旨在为研究人员和发展工作从业 消费、健康和育儿等。这些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我 们了解社会里的集体行为如何产生并扎根——如 者提供激励和引导,鼓励他们尝试和推 存在普遍的信任感或是普遍的腐败。这些成果不 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也适用于发展领域 进基于对人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的全面考 的专业人士——他们本身在面临复杂决策问题时 也会犯错。 虑的发展工作新方法。 这种方法拓展了可用来促进发展和消除贫困 的工具和策略。常规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把人的 心思想是决策是人的意识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 认知和动机放在一个“黑盒子”里,使用的模型 物。此后飞机驾驶舱被重新设计,更注重如何对 往往假定人们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全面考虑所 信息进行整理和呈现,使之符合人的身体条件和 有成本和收益,然后做出深思熟虑的理性决定。 认知能力。现在,飞机驾驶舱仪表数量比几十年 这些假定实际上故意简化了“行为主体混乱和 前有所减少,正是由于设计中融合了对人认知过 神秘的内部运作”(Freese 2009,134)。这种 程的更深刻理解(Wiener and Nagel 1988 )。 方法在某些情况下非常便捷有用,但在另一些情 概述 3 况下也存在缺陷:它忽略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行 对发展中国家的决策研究数量仍较有限, 为的影响。人不是只会机械地计算成本和收益的 而相关的政策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这份报告 自动机器。相反,人是会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感 的目的是向研究人员和发展工作从业者提供激 情的行为主体,他们的决策会受到情境脉络、当 励和引导,并鼓励他们找出这类新方法的的可 地社会网络和规范以及共同心智模型的影响。人 能性和局限性。例如,简化财务援助项目的注 们要确定生活中什么是好的、可能的或者“可以 册流程能否增加人们对项目的参与?把化肥的 想象的”——这些因素对此都发挥着作用。基于 购买时段调整到农民季节性收入较高的时期 对人的因素充分考虑的新工具并不能取代现有的 能否提高化肥的使用率?提供现实的榜样能否 基于对自利的个人提供恰当激励的政策机制,而 改变一个人认为某些东西遥不可及的想法,或 是对它们加以补充和强化。一些新方法实施起来 改变社会上传统 的 “ 对 错 ” 观 念 ? 提 供 邻 居 成本很低,因为它们只是调整政策设计或实施中 的能源使用信息能否促使人们节能?本报告 的细微之处,如改变现金补贴的发放时机、改变 将指出,基于对认知和决策中人的因素的新 认识,对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完全肯定的(参见 某种描述方式、简化服务步骤、提供必要提醒、 Bettinger and others 2012;Duflo, Kremer, 激活潜在的社会规范或减少某种身份的歧视等。 and Robinson 2011;Beaman and others 另一些新方法则为理解和消除贫困提供了全新的 2009,2012;Habyarimana and Jack 2011; 方式。 Allcott 2011;Allcott and Rogers 2014)。 这些方法在私营部门的企业中已经广为使用, 数百篇关于人的决策的实证论文构成了本报告 因为企业通常对了解客户的行为十分重视。当一 的基础。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有三条原则为 家公司推出一款新产品时,无论是早餐麦片、牙 理解人的行为以及设计和实施发展政策的新方法 膏还是手机,它都会进入一个竞争性市场,产 提供了方向。首先,人们的大多数判断和选择 品易用性和用户满意度方面的微小差异就可能导 都 是 自 动 做 出 的 , 并不经过深思熟虑——我们 致产品是被用户接纳还是拒绝。在产品的互动设 把它称为“自动思维”。第二,人们的思考和行 计阶段,公司会对客户进行大量的定性和定量研 动常常取决于身边其他人如何思考和行动——我 究,以便了解那些看似关系不大但实际上非常关 们将它称为“社会思维”。第三,同一个社会的 键的行为驱动因素:客户一般什么时候、在什么 人会对如何认识世界和看待自己有一些共同的视 地方吃早餐?是在家里、工作地点还是学校吃? 角——我们称之为“心智模型思维”。 是在公共汽车、火车还是在汽车上吃?早餐有什 为说明了解这三种思维对发展事务的重要性, 么社会意义?是否涉及重要的仪式?是一同就餐 我们来考虑一下个人储蓄太少和家庭负债过高的 还是私下里吃?行为的改变是否需要通过协调 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很普遍的问题(当然在 推动许多人同时改变,还是可以个人单独做出改 许多高收入国家也一样)。这方面的大部分经济 变?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面临的重大 政策都建立在“要提高储蓄率,就必须提高对储 挑战相比,这些例子似乎非常琐碎。但它们说明 蓄者的回报率”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但是,除了 一个重要的道理:因为产品的成功与否涉及盈利 价格、收入、法规这些标准变量以外,其他因素 底线,所以产品设计人员必须关注人们是怎样思 也会影响人们的储蓄行为,包括对面临的各种选 考和做出决定的。工程师、私营企业和各行各业 择做出反应的自动思维、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的普 的营销人员很早就开始关注认知能力的固有局限 遍倾向以及每个人当前的心智模型。在肯尼亚、 以及社会偏好和社会环境在人的决策过程中所发 南非和埃塞俄比亚的实验表明,这三项决策原则 挥的作用,他们也早就知道人们在过滤和解释信 对解决这一关键发展问题至关重要。 息时使用的认知捷径和心智模型。发展行业也需 在肯尼亚,许多家庭表示缺乏现金是阻碍他 如此。 们投资购买卫生预防用品(如用杀虫剂处理过 4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的蚊帐)的原因。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只要给 改变人的心智模型——即对“未来什么是可能 人们提供一个可上锁的金属盒、一把挂锁和一个 的”的想法(Bernard and Taffesse 2014)。 标明需购买的卫生预防用品名称的账本,人们对 标签效应、榜样和愿望会影响储蓄率的观点 这类产品的投资就会提高 66-75% (Dupas and 与“人们以可预见的方式对利率或价格变化或其 Robinson 2013)。这个项目背后的想法是,虽 他激励做出反应”的传统观点并不矛盾。新的方 然钱是可转移的——手上的现金随时都可以花 法不会取代常规经济学,而是有助于提高我们对 掉,但通过这种以“心理账户”来分配资金的过 发展过程以及如何设计和实施发展政策与干预措 程,人们对消费进行了分类,并相应地安排自己 施的理解。 的消费行为。金属盒、锁和带标签的账本的重要 “思维、社会和行为”框架为实现发展目 性在于,它让人把钱放在专门用于卫生预防用品 标提供了新工具,也为提高现有干预措施的有 的心理账户上。这种干预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心 效性开辟了新途径。它提供了更多的政策切入 理账户利用了人的“自动思维”;更广泛的来 点,也为发展工作者提供了减少贫困、促进共 说,这是体现标签效应( labeling effect )的一 同繁荣的新工具。本报告讨论了在以下领域更 全面考虑人的因素的重要性:长期贫困、儿童 个例子——所谓标签效应,就是说对某一事物如 早期发展、家庭财务、生产率、健康和气候变 何归类会影响人们对它的感知和看法。 化。报告中所用的框架和许多例子显示,人在 低收入国家传统的金融扫盲项目收效甚微 处理信息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阻碍以及社会对 (Xu and Zia 2012 )。但最近南非用电视肥 人的思维的影响可能是发展中的不利因素,但 皂剧介绍理财知识的做法却成功地帮助人们做出 它们也是可以改变的。 更好的财务选择。肥皂剧的主人公是一个财务状 这里所强调的三种思维方式适用于所有人,不 况非常混乱的人,而剧中很自然地植入了很多理 管收入高还是低,教育水平高或低,来自高收入 财教育信息。连续两个月观看这部剧以后,人们 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本报告中包括了很多高收 参与赌博或者通过昂贵的分期付款购买商品的可 入国家的例子,它们说明心理和社会因素对决 能性有所降低(Berg and Zia 2013)。观众与 策 的 影 响 是 普 遍 存在的。报告记录了各行各业 剧中人物情感相通,这使他们更容易接受片中的 的人(包括世界银行工作人 员 在 内 ) 在 认 知 方 金融教育信息,效果好于标准的金融扫盲项目。 面的局限性(见“焦点 3 ”和第 10 章)。发展 这一干预的成功取决于“社会思维”——也就是 领域的专业人员自己也同时使用自动思维、社会 说,我们愿意从别人那里找到认同感并学习他们 思维、心智模型思维,也因此不能正确识别出现 的经验。 某种行为的原因,看不到某些发展问题的潜在解 在埃塞俄比亚,很多弱势人口表示心理上有 决方法。如果发展工作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心理 一种无力感,常说“我们既没有梦想,也没有想 和社会偏误,而且发展组织采取措施来缓解这种 象”或“过一天算一天”之类的话( Bernard, 偏误的影响,那么发展工作就可能更有效。 Dercon, and Taffesse 2011,1)。2010 年, 发展从业者需要找出心理和社会因素对行为的 一些随机抽取的家庭被邀请观看一小时的励志影 影响,并构建与之相符——而不是与之相反—— 片,由四部纪录片组成,每个片子都是来自当 的政策,这就要求对政策设计采取更具实证和 地的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即他们如何通过 实验性的方法。人的决策是如此复杂,因此预 树立目标和努力工作改善了自己的社会经济状 测受益人将如何对干预措施做出反应是非常 况。半年后,观看了励志影片的家庭和未观看的 困难的。如果对行为的驱动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家庭相比,总储蓄更高,对子女教育的平均投资 (参见“焦点 4”),对项目设计进行早期试点 更多。调查显示,这些影片增强了他们对未来的 并制定反馈机制,以便逐渐、不断地对干预设施 期望,尤其是对子女教育的期望(Bernard and 加以改善,就可以使制定和实施发展政策的过程 others 2014)。这项研究表明,干预措施可以 更为有效。 概述 5 人的决策三原则 会形成对形势的错误认识,就像从一个小窗口俯 本报告第一部分是按照人的决策三原则组织的, 瞰城市公园可能使人误以为自己身处乡村田园 即自动思维、社会思维和心智模型思维。虽然这 (图 O.1)。 些原则是以近年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开创性研究 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动思维这一事实 对于理解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设计更好的政策都 为基础,但值得强调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新研究思路又把经济学这个学科带回了它的 专题 O.1 经济学关于人的决策的学术思想的演变 起点,即 18 世纪后期的亚当 · 斯密时代;它也 与 20 世纪初期和中期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些观点 继亚当·斯密([1759,1776] 1976)的基础性工作之后,经济学家对影响人的 有密切联系(专题 O.1)。 决策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进行了很多探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识到“货币幻 原则一:自动思维 觉”现象——即人们往往只注意货币的名义价值而不是实际价值,他所提出的 诸多经济学模型所采用的简化假设中,经济主体 解决失业的方案就利用了这种幻觉。凯恩斯还认识到,我们的很多长期投资体 要全面思考所有的信息和环境线索并对未来 现了“动物精神”——即本能和情绪,而不是冷静的计算思考。贡纳尔 ·米达 进行长远考虑,在当前做出有助于实现其固 尔认真研究了文化停滞问题。赫伯特·西蒙和哈耶克的大部分研究是建立在以 定 的长远目标的决定。当然,实际上人的决策几 下认识之上:人一下能处理的信息只有这么多,因此无法仔细权衡自己所做决 乎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参见 Gilovich, Griffin, 定的每一个可能结果的成本和收益。阿尔伯特·赫希曼认为,经济学研究要记 and Kahneman 2002;Goldstein 2009 )。通 住人有各种复杂的动机;他们看重合作和忠诚。 常人们拥有的信息超出他们的处理能力。几乎 然而,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过保罗·萨缪尔森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的 任何一项决策都面临数量多到无法管理的组织 工作,经济学界表现出一种“逐渐抵制享乐、自省和心理因素分析的趋势” 信息的方法。 (Samuelson 1938,344)。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文“论实证经济学方法 因此,心理学家早就对人们思考时使用的两种 论”(1953)和 1950 年代其他一些人根据当时的证据很有说服力地提出,经 过程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快速、自动、不费力、 济学家在预测市场结果时可以放心地忽略心理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单个经 联想式的;另一种是缓慢、分析性、竭力、深思 济主体可被看作一个冷静、理性、纯粹追求自利的个体,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这 式的。心理学家将它们比喻为头脑中的两个不同 样做,他就会被这样做的人逐出市场。标准的经济学模型都以对成本、收益的 系统:系统 1 是“自动系统”,系统 2 是“分析 准确计算和固定不变的自利偏好作为假设,这些假设在很多圈子里变成了理所 系统”(Kahneman 2003)。第 1 章详细讨论了 当然的信念。 这两个系统的划分,表 O.1 则提供了一个概览。大 近 30 年来许多行为和社会科学学科对决策的研究成果使经济学家们又进 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导思维是分析思维,但他们 入一个新阶段,开始对影响决策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加以衡量和正式研究,而这 在考虑自己的思维程序这个问题上也会采用自动思 些因素是很多经济学鼻祖早就认为非常重要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决策时不 维,并受到他们的自我认知以及关于大脑如何工作 会考虑到所有的成本和收益。人们希望遵从社会规范。人们的口味不会一成不 的心智模型的影响。实际上,自动系统往往以非常 变,也不会随意变化。偏好取决于具体情境,也取决于社会上的各种制度—这 强大甚至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大多数判断 些制度构成了帮助人们理解世界的解释框架(Basu 2010; Fehr and Hoff 2011)。 和决策。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意识到影响 其做出某项决定的诸多因素。使用自动思维的人可 经济学就这样完成了一个轮回。经历了约 40 年的断层后,一种基于对人 能犯下他们自己都认为重大的系统性错误;也就是 更现实的理解的经济学正重新出现。但这一次它是建立在大量实证证据的基础 说,用自动思维做出的选择,当人们回头去看时, 上——贯穿多个行为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微观层面的证据。人的头脑与电脑不 可能会希望当时选择了其他方案。 同,它是心理的,而不是逻辑的;是可变化的,而非固定的。用同样的方式处 自动思维使我们把问题简化,通过“狭窄的 理同样的问题,这无疑是理性的做法,但人们往往并不这样行事;在默认选项 框架”来看问题。我们用自己对世界的假设来填 或选项顺序变化时,他们的选择也会改变。人们利用符合自己处境和文化的心 补了缺失的信息,并根据自动涌入头脑的联想和 智模型来解释周围的现象并做出决策。这份报告显示,采用跨学科的视角看待 信仰体系来评估当前的情况。这样做有可能 对人的行为可以提高经济学的预测能力,找出新的发展政策工具。 6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么信息以及以何种方式提供信息方面进行调整, 表 O.1 人有两种思维系统 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定。 人有两种思维系统:自动系统和分析系统。自动系统影响几乎所有的 判断和决策。 原则二:社会思维 自动系统 分析系统 人是社会性动物,受到社会偏好、社会网络、社 考虑自动想到的东西 考虑广泛的相关因素 会身份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大多数人会关心周 (狭窄的框架) (宽广的框架) 围的人在做什么,在意自己是否融入群体,有时 不费力 竭力 几乎是下意识地模仿他人的行为——如图 O.3 所 基于联想 基于分析推理 示。很多人有着对公平和对等的社会的偏好,也 直觉 深思 具有合作精神。这些特性既可能产生好的也可能 来源:Kahneman 2003; Evans 2008。 产生坏的集体结果;具有高度信任的社会和高度 具有深远意义。如果政策制定者修改自己关于人 腐败的社会都需要人们广泛合作(见焦点 1)。 们做决定时都是深思熟虑的假设,他们制定的政 第 2 章的重点就是“社会思维”。 策可能就更容易让人选择最符合其期望和利益的 人的社会性(人们相互关注和关联的倾向)使 行为。 对人的决策和行为的分析更为复杂,也要求这种 例如,政策制定者可以更注意对各种选择 分析更贴近现实。由于很多经济政策都假定人们 的描述以及什么是默认选项——这种思路被称为 只关注自我,独立做出决策,所以这些政策往往 “选择架构”(Thaler and Sunstein 2008)。 只注重外在的物质激励——如价格。然而,人的 比如,对贷款成本的描述会影响人们借多少高息 社会性意味着人的行为也受到社会期望、社会认 贷款的决定。在很多国家,一些最穷的人会反复 可、合作模式、对同一群体成员的关切以及社会 使用小额短期无抵押贷款,这类贷款的利息如果 规范的影响。事实上,制度的设计以及如何用制 折成年利率可达 4 00% 以上。但是借款者往往 度将不同团体组织起来、如何使用物质激励等都 看不出这种贷款的高成本。在美国,所谓“发薪 可以抑制或激发人们参与社区发展或学校监测等 日贷款”的贷款机构提供短期贷款,到下一个发 合作型任务的意愿。 薪日到来时还款。这种贷款的费用通常被描绘成 人们往往是有条件的合作者——也就是说,只 一笔固定费用(如为期两周的 100 美元贷款费 要其他人合作,他们就愿意合作。图 O. 4 显示 用为 1 5 美元)而不是年利率,也不告诉借款人 了 一个“公共产品博弈”在八个国家的实验结 如果反复贷款成本将是多少。 果。它表明,尽管各国有条件的合作者与搭便车 在美国进行的一个实验测试了使借款成本更 者的数目比例各不相同,但有条件的合作者在所 透明的一项干预措施的效果,展示了信息呈现 有国家都占主导。换句话说,关于经济行为的经 方法对决策的巨大影响(Bertrand and Morse 典理论在所有这些国家都不成立(Henrich and 2011 )。参加实验的人员被分为两组。一组从发 others 2001)。 薪日贷款机构那里收到装有现金和贷款文件的标 社会偏好和社会影响可能使社会形成自我 准信封,信封上注明贷款到期时间和应付金额, 强化的集体行为模式。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模式有 如图 O.2a 所示。另外一组也收到一个装有现金 很好的作用,它们代表了社会的信任模式和共享 的信封,但信封上还注明了不同还款时间对应的 价值观。但是,当群体行为影响个人偏好、而个 还款金额(最长为三个月),并将它和同样期 人偏好又组合成群体行为时,社会也有可能围 限的信用卡贷款费用进行对比(图 O.2b )。其 绕一个不明智甚至是破坏性的核心来协调行动。 中后一组的人在此后四个月内再次向发薪日贷款 种族隔离和腐败就是这方面的两个例子(参见 机构借贷的可能性比前一组的人低 11%。这项研 “焦点 1”)。当社会中出现了自我强化的“协 究突出反映了第 1 章的一条关键内容:对提供什 调点”时,它们就可能非常难以改变。社会意义 概述 7 和规范以及我们所属的社会网络都会将我们拉向 仍保持着更多的非正式社会联系,更愿意共担 某些集体行为框架和行为模式。 风险,而且第二笔贷款违约的可能性只有对照组 如果设计政策时将人的社会性考虑在内,将 的三分之一( Feigenberg, Field, and Pande 有助于设计创新性政策,使现有的干预更有效。 2013 )。在乌干达和马拉维,农民对农民进行 在印度的小额贷款项目中,随机抽取的一部分客 的技术推广培训活动比使用专业推广人员更为成 户被要求每周开一次会而不是每月开会。与对 功(Vasilaky and Leonard 2013;BenYishay 照组相比,这些客户在贷款周期结束两年多之后 and Mobarak 2014)。通常人们都希望按时还 图 O.1 自动思维给我们一种局部画面 我们用自动思维来做出大多数决策和判断。我们采用狭窄的框架,并借鉴现成的假设和联想,这可能导致我们对情况有不准确的认识。因为我们往往会根据有限的信息匆忙下 结论,所以即使一些看似不相关的细节也可能影响我们对情况的看法。 8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图 O.2 改变对选择的描述方式可以改善福利:发薪日贷款案例 a. 标准信封 发薪日贷款的借款人收到装在信封里的现金。标准的信封上只显示日历和还款日期。 重要贷款文件 请记住, 你的贷款到期时间是: 应还数额为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b. 比较发薪日贷款和信用卡贷款成本的信封 在实验中,随机抽取的借款人收到另一种信封,显示对应从两周到三个月还款期限的发薪日贷款费用,并将其与信用卡贷款相比较。 贷款 300 美元应付的费用或利息 发薪日贷款 信用卡 (假设贷款两周每 100 美元收费 15 美元) (假设年息为 20%) 如果你的还款日期是: 如果你在 后还款: 2周 $45 2周 $2.50 1月 $90 1月 $5 2月 $180 2月 $10 3月 $270 3月 $15 那些收到显示以美元表示的详细贷款费用信封的人在此后四个月内再次向发薪日贷款机构借贷的可能性比收到标准信封的人低 11%。当消费者可以更全面的考虑发薪日贷款 的真实成本时,他们对这种贷款的使用就会下降。 来源:Bertrand and Morse 2011. 注:APR = 年利率 概述 9 贷、使用更好的生产技术,但他们往往缺乏这 就是宣布出现了紧急状况,并启动宣传计划对即 样做的动力。相关政策如果能有效利用社会性激 将到来的危机向居民提出警告。这样做原本意在 励,就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保护他们 鼓励居民节约用水,但实际上却增加了用水量和 的利益。 对水的囤积。市政府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就改变了 哥伦比亚波哥大的一个突发公共事件说明 宣传策略,派遣志愿者到城市各处介绍最有效的 政策方法既可能削弱也可能促进合作行为 节水措施,并公布每日用水量,对那些配合节水 (焦点 5)。1997 年,波哥大的一个供水管道 和不配合的人公开点名。电视上播放市长和妻子 破 裂 , 引 发 了 缺水危机。市政府的第一个行动 一同淋浴的公益广告,广告中市长演示了在打肥 图 O.3 其他人的想法、预期和行为影响着我们的偏好和决定 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做决策时,我们受到其他人的想法、做法和预期的影响。其他人会把我们拉向某种集体行为框架和行为模式。 10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皂时把水龙头关掉,并建议更多人采取两人共浴 以及他们如何解释自己想到的事物(见图 O.5)。 的做法。这些举措强化了合作,人们的节水行为 与孩子怎么交谈、对哪些风险需要购买保险、 在供水管道修好后还维持了很长时间。 为哪些事项储蓄、气候如何变化、什么会引发 社会思维的原则对政策有多方面影响。第 2 章 疾病,等等——对这些问题都存在着心智模型。 讨论的就是当人的社会性成为影响行为的主要因 很多心智模型是有用的,另外一些则无用或有 素时经济激励和社会激励的作用。该章说明了制 害,甚至可能造成贫困的跨代传递。心智模型来 度和干预措施可被用来推动合作行为,并展示了 自社会交往中的认知,人们常称之为“文化”。 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以及如何 文化影响着人的决策,因为它集中反映了人们 被用作新型干预措施的基础。 行动和选择时所使用的各种相互关联的意义基 模。这些意义基模就相当于指导人行动的工具 原则三:心智模型思维 (DiMaggio 1997)。 人们思考时通常不是利用他们自己发明的概念, 心智模型、社会信仰及习俗往往深植于人的 而是使用所属社区的概念、分类、身份、原型、 头脑中。我们会将社会的各个方面内在化,理所 刻板印象、因果推断和世界观。这些都是“心智 当然地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人的 模型”的例子。心智模型影响着人们能想到什么 心智模型塑造着他们的看法——如生活中什么是 图 O.4 在实验场景中,大多数人的表现都属于有条件的合作者而不是搭便车者 标准经济模型(a 部分)假设人们都是搭便车者。但实际实验数据(b 部分)显示,在公共产品博弈中,所有八个国家都是有条件的合作者而不是搭 便车者占多数。没有一个国家的实验结果支持搭便车的模型。 a. 标准经济学模型 b. 实验中表现的实际行为 所预测的行为 100 90 80 70 进行贡献的人口比例 60 50 40 30 20 10 0 哥伦比亚 越南 瑞士 丹麦 俄罗斯 美国 奥地利 日本 搭便车者 有条件的合作者 来源:Martinsson, Pham-Khanh, and Villegas-Palacio 2013。 注:另外一些参与者不属于这两种类型,所以条柱百分比相加并不等于 100%。 概述 11 正确的、自然的或可能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转而 (即他们认识自己所处世界的基本心智模型)常 又成为社会建构所形成“常识”的基础。这些 常是由经济关系、宗教信仰和社会群体身份塑造 “常识”代表了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并拿来做决定 形成的(Bourdieu 1977;Kleinman 2006)。 的证据、意识形态和愿望。有些时候这些“常 许多研究认为,要想在心智模型被内在化的情况 识”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 下实现社会变化,可能不仅需要影响个人的认知 家的研究指出,人们视为确凿证据和常识的东西 决策,还需要影响整个的社会习俗和制度。 图 O.5 通过心智模型思维 人不是对客观经验做出反应,而是对他们头脑中所理解的经验做出反应。人们在构建对经验的理解时,会使用“心智模型”所提供的解释框架。人们有大量而且常常相互 矛盾的心智模型可用。使用不同的心智模型可以使人联想到不同的事物,也可以改变人对所想之物的理解。 12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关于心智模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刻板印象 看到非常吸引人的关于少子家庭的肥皂剧以后, (stereotype),即一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心智模 生育率会有所下降(Jensen and Oster 2009; La 型。刻板印象会影响人们可以得到的机会,影响 Ferrara, Chong, and Duryea 2012)。 社会的包容或排斥。由于刻板印象,属于弱势 群体共享的心智模型具有持久性,并且对个 群体的人往往会低估自己的能力( Guyon and 人选择和总体社会结果有着重大影响。由于心智 Huillery 2014 );如果在某些场合提醒他们的 模型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可以针对它们采取干预 弱势身份,他们的表现可能会更差。通过这些 措施,促进发展目标的实现。人在各种情况下都 方式以及其他渠道,刻板印象就可能会自我应验 有许多不同且相互竞争的心智模型供其调用;使 ( self-fulfilling ),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 用哪一个取决于当时情境激活的是哪一个。如果 差异(参见 Ridgeway 2011 对性别刻板印象的 一项政策能使人获得新的思路和对世界的不同理 研究)。 解,就可以扩展可供人们使用的心智模型,对推 在印度,如图 O.6 所示,当种姓身份不公 动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开的情况下,低种姓男孩在解难题方面的表现和 高种姓男孩一样好。但是,如果在测试之前透露 他们的身份,就会造成显著的“种姓鸿沟”—— 图 O.6 对学生的污名化身份或特权身份进行提 在控制其他个体变量的情况下,低种姓男孩的 示会影响其表现 分数比高种姓男孩低 30%(Hoff and Pandey 来自印度村庄的高种姓和低种姓男孩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要明 2006, 2014)。公开表明参加测试者的种姓引发 确表明其所属种性,另一组不表明。在不表明种姓的情况下,高 他们对自已身份的意识,继而影响他们在测试中 种姓和低种姓的男孩在解迷宫测试中的表现从统计学上来看没有 区别。但在公开表明每人所属种姓的混合种姓教室里,低种姓男 的表现。被社会歧视的低种姓男孩表现弱于高种 孩的表现有所降低。而在公开种姓并且种姓隔离(提醒高种姓 姓男孩。而当一个全部由高种姓男孩组成的小组 者的特权意识)的情况下,高种姓和低种姓男孩的成绩都有所降 表明各人种姓时,这些男孩的表现也下滑。这可 低,但两者之间从统计学上来看没有区别。 能是由于透露身份给他们一种特权意识以及“还 有什么必要努力呢?”的想法。刻板印象本身可 7 能导致明显的能力差异,这反来又会强化已有的 刻板印象,并使之成为区分不同群体和排斥某些 6 群体的依据,形成恶性循环。 设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可以大幅提高边缘化 5 人群的福祉。来自不同情境的多方证据表明, 解迷宫数量 调动积极的身份意识可以抵消刻板印象的影响, 4 提高人的自我期许。让每个人思考自己的长处, 这种做法在很多地方产生了良好效果:在美国, 3 它使高风险的少数族裔学生在学业上有更好的表 现,使穷人对扶贫计划产生了更大的参与兴趣; 2 在英国,它使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增 加(Cohen and others 2009; Hall, Zhao, and 1 Shafir 2014; Bennhold 2013)。 这种思路也从其他方面增加了政策制定者的 0 不公布种姓 公布种姓, 公布种姓, 可用工具。越来越多的发展干预措施开始通过 混合种姓 隔离种姓 媒体来发挥作用。观看连续剧等虚构的故事, 可 能 会 改 变 人 们 的 心智模型(参见关于寓教于 高种姓 低种姓 乐的“焦点  2 ”)。例如,当高生育率社会的人 来源:Hoff and Pandey 2014. 概述 13 从心理和社会视角看政策 精力集中在投资一个企业、参加学校委员会会议 在很多情况下,增进对人的决策的全面了解有助 等事务上。这样,穷人与其他人相比,就可能更 加依赖自动决策(第 4 章)。 于实现诸如提高储蓄率和改善健康等社会共同目 例如,印度种甘蔗的农民通常一年只有一次收 标,从而也提升个人福祉。表 O.2 列出了一些干 入,就是甘蔗收获的时候。收获前和收获后的巨 预措施范例,它们都是基于对人的行为更现实的 大收入差距影响着他们的财务决策。在收获前, 理解,充分考虑了人的因素。借鉴现代行为科学 他们很可能已经举债并典当了一些财物。这 和社会科学的洞见有助于生成各种新颖、低成本 种财务困境极大限制了他们的认知资源( Mani 高效益的干预措施。 and others 2013 )。让农民们在得到卖甘蔗收 全面地理解人的行为有助于提高发展政策的 入之前和之后做同一系列的认知能力测试,获得 实效。这份报告的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人的行为原 收入前的表现会比得到收入后的表现差——两者 则,而第二部分则涵盖各发展议题。第二部分的 的区别大约相当于 10 分的智商。从这个意义上 各章节旨在就如何将对行为的更好理解用于发展 来说,贫困等于是向人征收一种“认知税”。 工作提供一个解说性而非面面俱到的指导。 贫困 借鉴现代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洞见 贫困不仅是物质资源的匮乏,更是人做决定时 有助于生成各种新颖、成本效益好的 面临的一种处境。它可能加重人的认知负担, 使穷人难以进行深度思考(Mullainathan and 干预措施。 Shafir 2013)。如果一个人每天必须竭尽心力才 能获得食物和干净的水等生活必需品,那么他剩 发展政策要想减少或消除贫困所带来的认知 下用来深思熟虑的精力就很少;相比之下,那些 税,可以使人们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间错开其 生活在基础设施和制度良好的地方的人就可以把 认知能力和能量(“带宽”)较低的时期(如把 表 O.2 成本效益很好的行为干预示例 干预 干预措施描述 结果 提醒 (肯尼亚)每周发送短信提醒 HIV 感染病人按时服药。 坚持服药 每周的短信提醒使定时吃药的病人比例从  40%  的基线水平上升到 53% 。 非货币礼物 (印度)向社区提供可靠的免疫接种服务同时向人们提 接种率 供小的非货币激励和奖励 — 如小扁豆和金属餐盘。 在提供小扁豆的地方, 1-3 岁儿童全面接种率为 39% ,而只提供可靠 接种服务的地方这一比例为 18% 。在没有任何干预的地区,全面接种 率只有 6% 。 公告 (肯尼亚)在随机选取的公共汽车上放置小贴纸,鼓励 交通事故 乘客“质问和指责”开车莽撞的司机。 年度事故保险索赔率从 10% 降至 5% 。 使产品便于使用 (肯尼亚)在采水点提供免费加氯器,并雇人到居民家 氯消毒采用率 中宣传用氯对水消毒。 提供加氯器的地区氯消毒的采用率为 60% ,而对照组只有 7% 。 鼓励信息 (埃塞俄比亚)给贫困家庭播放录像,讲述与之出身类 期望和投资 似的人怎样摆脱贫困、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故事。 对孩子的期望提高。 6 个月后用于孩子教育的储蓄和投资有所提高。 现金补贴的发放时间 (哥伦比亚)发放有条件的现金补贴时,将部分补贴自 入学率 动保存起来,在家长需要决定是否让孩子入学时一次性 下一学年的入学率提高,当前的入学率没有下降。 发放。 来源:Pop-Eleches and others 2011; Banerjee and others 2010; Habyarimana and Jack 2011; Kremer and others 2009; Bernard and others 2014; Barrera-Osorio and others 2011. 14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决定是否送孩子上学的时间挪到收入较高的时 何和孩子们玩耍和互动,提高他们的认知和情感 期),或者针对那些需要很多认知能力的决策提 发育。那些被随机选中参与项目的儿童在成年后 供援助(如帮助穷人选择医疗保险计划或申请参 的收入比未参加项目的对照组高出 25%——这么 加教育项目)。 高的改善幅度足以在非弱势群体人口中消除收入 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贫困会使穷人 差距。 产生特有的一种心智模型,他们透过它来认识自 己和自己面临的机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可 家庭财务 以使穷人失去想象更好生活的能力( Appadurai 做好财务决策是很困难的。这需要了解金钱的未 2004 )。也有证据表明,通过恰当的干预措施 来成本,平衡考虑得失,抵制过度消费的诱惑, 和政策设计可以改变这种心智模型,使穷人认识 避免拖延。最近的行为和社会研究展示了做财务 到自己的潜力——或者至少不让他们时刻想到自 决策时所面临的困难,同时也揭示了政策制定者 己的困境。这样可以产生重要的发展成果,如学 可以怎样来帮助个人做出符合其利益和目标的决 习成绩改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提高、更多人参 策(第 6 章)。 与减贫项目等。 高消费债务往往是自动思维造成的,也就是 说,借款者太看重当前的消费,而不顾以后因为 儿童发展 偿还贷款而损失的未来消费。某些金融监管措施 如果幼年时期经受重大压力并缺乏社会情感和 可以帮助消费者对借贷有更全面的认识,而不只 认知方面的刺激(往往与贫困有关),会对人的 看到当下可获得的消费。这种监管可以帮助人们 自动决策系统(如应付压力的能力)和分析决策 做出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而不是靠自动思维) 系统(如注意力)都造成伤害。第 5 章讨论这 会做出的财务决策。 些问题。 墨西哥一个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实验显示了 在迄今研究过的所有国家中,无论是低收入、 思维“带宽”对人处理财务信息能力的限制 中等收入还是高收入国家,位于国民财富分配底 (Giné, Martinez Cuellar, and Mazer 2014)。 部和顶部家庭的儿童在三岁时就表现出认知和非 实验要求墨西哥城的低收入者从随机选取的本 认知技能的分化。产生这种差距的根源在一定程 地多种贷款产品中选择最好的一种,贷款额均 度上是可以通过恰当的政策来解决的。 为 1 万比索(约合 800 美元),一年到期。找 儿童受到的刺激不足是低收入国家特别需要 出成本最低的贷款产品的人可以获得奖励。如图 关注的问题。对 28 个发展中国家母亲育儿方法 O.8a 所示,当他们只看到银行为客户设计的宣 的一项研究发现,从社会情感角度来看,育儿方 传册时,只有 39% 的人可以正确找出成本最低 法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但在那些经济、医疗、 的产品;而当向他们提供了墨西哥消费金融信用 教育水平较低(按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衡量) 局设计的简洁明了的贷款产品概述时,68% 的人 的国家,母亲向孩子提供的认知刺激普遍较低 可以找出成本最低的产品(图 O.8b)。 (图 O.7)。这项研究中,认知刺激水平是通过 另外有一些干预措施是针对储蓄的。有些 看护者为孩子读书、讲故事以及一起进行识别物 项目通过发送短信提醒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储 品、数数、画画等活动的数量来衡量的。如果婴 蓄目标。对玻利维亚、秘鲁和菲律宾的一系列 儿获得的认知刺激水平较低,他们的语言交流就 研究表明,简单、及时的短信提醒提高了储蓄 比较少而且较为简单,这会导致语言能力差,妨 率,帮助人 们 实 现 了 自 己 的 储 蓄 目 标 ( G i n é, 碍未来的学习。 Martinez Cuellar, and Mazer 2014)。另外 对牙买加一项为期 20 年的研究发现,幼儿早 一些项目通过提供承诺手段帮助人们实现储蓄目 期刺激对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有很大影 标,也就是说,消费者自愿放弃对自己积蓄的使 响(Gertler and others 2014)。项目的干预 用权,直到他们存够事先确定的数额为止。当菲 措施是让社区卫生工作者每周家访,教母亲们如 律宾的银行向部分客户提供一种 6 个月内不得 概述 15 提取存款的储蓄账户时,有近 30% 选择接受这 却忽视自己定下的长期目标(即所谓“行动与意 种账户(Ashraf, Karlan, and Yin 2006)。一年 图的分化”)。 以后,那些可以选择并确实选择了这种账户的客 对“意图行动差距”这一现象的理解催生了 户的储蓄额比未获这种选择的对照组高出 82%。 一项对印度数据录入人员的干预措施。工人可以 这些研究和其他类似研究都表明,心理和社会因 选择订立一种特别的合同,由工人自己设定一个 素会妨碍人们做出合理的财务决策,而针对这些 精确录入数据数量的指标。如果达到了自己的指 因素的干预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其财务目标。 标,将得到按正常计件价格支付的工资。如果没 能达到,其工资将以较低的计件价格支付。如果 生产率 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行 自动思维、心智模型和社会动机对工人的工作积 事,那么选择这种合同毫无益处,因为工人即 极性以及农民和企业家的投资决策也发挥着重要 使完成了指标也不会获得更高的计件价格,但达 作用(第 7 章)。除非快到完成任务的期限或 不到却会降低价格。但是,如果工人认识到他 发薪日,即使有很强的货币激励,人们也不一定 们的行动与意图之间存在差距,那么这种承诺机 全力以赴。工人可能会狭隘地考虑眼下的工作, 制就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努力工作在当下是一种 图 O.7 认知性育儿活动的国别差异大于社会情感性育儿活动 人类发展指数(HDI)较高的国家认知性育儿活动(深蓝色柱形)大大高于人类发展指数较低的国家,而各国的社会情感性育儿活动(淡蓝色柱形)差别较小。 认知性育儿活动 社会情感性育儿活动 低人类发展指数 中等人类发展指数 高人类发展指数 3 育儿活动平均数量 2 1 0 多哥 冈比亚 科特迪瓦 几内亚比绍 中非共和国 塞拉利昂 泰国 伯利兹 牙买加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蒙古 越南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也门共和国 加纳 孟加拉国 黑山 塞尔维亚 白俄罗斯 马其顿 阿尔巴尼亚 哈萨克斯坦 波黑 来源:Bornstein and Putnick 2012. 注:柱状图显示了 28 个发展中国家的母亲自己报告的过去三天的育儿活动,对国家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进行了分组。数据包括的三类认知性育儿活动是给孩子读书、讲故事 以及和孩子一起识别物品、数数或画画。 16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奖金。在美国芝加哥市的低收入社区,这种干 图 O.8 信息清晰有助于借款者找出更好的贷款产品 预措施未能改善学生成绩(Fryer and others 墨西哥城的一些低收入者被邀请到几间教室里,让他们从五种 800 美元(1 万比索) 2012 )。但这项措施的一个变形改变了发奖金 的一年期贷款产品中选出成本最低的一种。这些产品类似墨西哥城各银行当时实际提供的贷 的时间,并将其描述成损失而不是额外收益。 款产品。如果回答正确,就可以得到奖励。当他们使用银行提供的产品描述时,只有 39% 答 对。而当他们使用更为简洁明了的产品概述时,68% 答对。 在每个学年开始时,就给教师们按照教育管理部 门预期的平均水平颁发奖金。如果学年结束时学 a. 银行信息手册 b. 简明产品概述 生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老师会收到额外奖金; 但如果学生的表现低于平均水平,老师就必须退 回一部分奖金,退回的数额是给学生表现高于平 均水平的老师的奖金与学年初颁发的奖金之间的 差额。这种把奖金设计成损失的做法大大改善了 学生成绩。这些事例表明,充分考虑人的自动思 维、社会思维和心智模型思维倾向,并相应地设 计干预措施,可以提高生产率。 健康 人们对涉及自己的健康和身体的决定受到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包括各种信息、卫生产品和服务的 可获得性和价格、社会规范和压力、关于疾病成 因的心智模型以及尝试某些干预措施的意愿等。 如果卫生领域的发展政策能充分认识这些人的因 根据银行提供的信息手册,39% 的人 根据更简明直接的产品概述,68% 的人 素,就可以使政策效果大为改善(第 8 章)。 可以找出成本最低的贷款产品。 可以找出成本最低的贷款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随地大小便的问题。全球有大 约十亿人随地大小便,而事实证明这会引起儿童 = 10 人 感染,造成发育迟缓甚至死亡。一种标准做法是 向人们提供相关信息,同时提供补贴用于厕所建 来源:Giné, Martinez Cuellar, and Mazer 2014. 设。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还必须建立新的卫生 规范,这样才能真正结束露 天 排 便 的 不 卫 生 做 成本,而它所产生的回报在未来才能获得,因 法。津巴布韦政府官员成立了“社区健康俱乐 此人们会本能地不愿付出深思熟虑后所应付出的 部”,通过这种社区组织来宣传新的卫生规范 那么多努力。包含承诺机制的合同为人们当下 (Waterkeyn and Cairncross 2005)。 努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激励。在印度数据录入工 此外,另一创建新卫生规范的做法是“社区主 人这个案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选择了这种承诺 导整体卫生”( CLTS ),已有一些零星证据表 合同——表明这些工人本身对承诺机制有需求。 明它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这种方法的核心要素是 这些承诺合同的确提高了他们的努力程度。选 CLTS 领导者与社区成员合作,绘制住宅地图以 择这种合同的工人生产率大幅提高,提高幅度 及人们露天排便的位置。协调人使用各种游戏和 相对于计件工资提高 18% 而产生的效果(Kaur, 演示,帮助人们认识到露天排便与疾病蔓延的关 Kremer, and Mullainathan 2014)。 系,并相应地制定新卫生规范。最近对印度和印 对完全相同的薪酬水平用不同方法来表述也 度尼西亚农村 CLTS 的一项系统研究总结了这种 可以影响工作效率。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教师绩效 做法的作用以及其存在的局限性。与对照村庄相 工资的例子。教师的绩效工资,就是学年底根据 比,CLTS 项目在印尼和印度分别使露天排便从 学生的学业表现或取得的进步相应地给教师发 原来非常高的水平下降了 7 % 和 11 %。而如果 概述 17 将 CLTS 与建厕所补贴相结合,它对鼓励居民在 提醒医疗人员社会对他们的期望都有助于改进 家中建造卫生间会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些结果 他们的表现。例如,坦桑尼亚城市地区的医生在 表明,CLTS 可以补充——但可能无法代替—— 前来访问的同行建议他们改进服务之后,服务质 为建造厕所提供资源的项目(Patil and others 量就有显著改善(Brock, Lange, and Leonard 2014;Cameron, Shah, and Olivia 2013)。 forthcoming ),尽管前来访问的医生并未传达 关于身体的心智模型也影响着人们的健康选择 任何新的信息,也没有改变激励机制,更没有强 和行为。关于不育症、自闭症和其他疾病成因的 加什么实质性压力。虽然培养和加强医疗行业的 理念影响着家长对孩子接种疫苗的决定,也影响 职业精神和社会规范不是件简单的事,一种办法 他们对治疗措施的选择。在印度,贫困妇女中有 也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行得通,但也有很多例子说 35-50% 表示减少液体摄入是对儿童腹泻的恰当 明,领导力可以对改变社会期望和改善服务发挥 治疗方法。因为社会上普遍的心智模型把腹泻原 重要作用。 因归咎为体内液体太多(腹泻是液体“泄漏” 的表现),所以通过减少液体摄入来治疗腹泻听 气候变化 起来似乎很有道理(Datta and Mullainathan 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项历史性 2014)。但是,治疗腹泻有一种成本很低而效果 挑战。总的来说,贫困的国家和社区更容易受到 极好的办法:口服补液疗法( ORT )。口服补 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要为向低碳经济过渡付出很 液疗法虽然可以通过防止脱水来拯救生命,但它 高成本。要应对气候变化,个人和社会不仅要克 不能终止腹泻的症状,因此人们难以察觉它的疗 服复杂的经济、政治、技术和社会挑战,同时也 效。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为解决 ORT 疗法 要克服一些认知错觉和偏误(第 9 章)。人们对 采用率低的问题,设计了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方 气候的认识是基于对近期天气的体验。意识形态 法,社区卫生工作者面对面地教母亲们如何在家 和社会因素会导致“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里制作口服补液,解释这种疗法的好处。这一行 bias),也就是说,人们通常会用符合自己原有 动和其他类似措施大大提高了孟加拉国和整个南 观点或假设的方式来解释和过滤信息。人们往往 亚地区对口服补液疗法的采用率。 会忽视或不能充分理解通过概率向他们呈现的信 鼓励人们使用健康产品和服务的项目往往依 息,例如关于季节性降雨和其他气候变量的预 赖于补贴。对人的心理和社会性的洞察在这方 测。与未来相比,人们更为关心当下,而气候 面也非常有用。如果健康产品是完全免费的, 变化的最严重影响可能很多年以后才会到来。 人们可能会愿意接受和使用;但只要价格略高 人们在面临未知时往往不愿采取行动。自利偏误 于零,他们可能就完全不愿使用( Kremer and (self-serving bias)——即人们通常会偏爱符 Glennerster 2011)。其中的原因是,健康产品 合自己利益的原则(特别是有关公平的原则), 的价格不仅是产品交易时支付的费用,它还有多 使各国很难就如何分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负 重意义。免费产品会触发一种情感反应,传达一 担达成国际协定。 种社会规范,即每个人都应该使用而且将会使用 心理和社会视角也扩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方 这一产品。但是免费提供产品又可能造成浪费, 法。一种做法是利用恰当的政策来培养新的能源 因为有些人可能取走产品但不使用。在这个问题 使用习惯。对巴西八个月强制限电效果的一项研 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是最近才开始的,人们逐 究表明,限电政策导致用电量下降,而且用电的 渐得出的一条经验是,如果一个健康产品的作用 减少得以长期保持,在限电结束十年后用电量仍 很大,值得政府去补贴,那么就可以把价格定为 有 14% 下降。居民拥有的家电数量和用电习惯 零而不只是接近零,这样效果会好得多。 数据表明,用电习惯的改变是用电量下降的主要 医疗服务提供者所做的选择也受多种复杂因 原因(Costa 2012)。 素的影响,包括他们所掌握的科学信息、收入 美国一个节能项目表明,社会比较也会影响能 多少和支付方式以及专业和社会规范。哪怕只是 源消费。操作该项目的 Opower 公司向数十万户 18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居民邮寄“家庭能源消费报告”,报告中将每个 的穷人更缺乏独立性和责任感,缺少对未来的期 家庭的用电情况与同一时期同地区其他家庭的用 望,缺少知识。这些关于贫困的观念会影响他们 电情况进行比较。就是靠着提供这一简单信息, 对发展政策的选择。因此,发展工作专业人员需 该公司使这些家庭的能源消费降低了 2 %;这相 要对照现实检视自己的心智模式,这一点非常重 当于短期能源价格提高 11-20 %、长期能源价格 要(第 10 章)。 提高 5% 所取得的效果(Allcott 2011;Allcott 在对世行员工的调查中,《 2015 年世界发展 and Rogers 2014) 。 报告》编写团队还研究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如 何影响着世行工作人员对数据的诠释。我们向受 发展专业人员 访者提供了两套完全相同但置于不同情境中的数 认识到人的因素对决策和行为的影响对发展工 据,然后让他们找出数据最支持哪种结论。一种 作有两方面意义,这两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 情境使用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立的叙述方式:研究 首先,专家、政策制定者及发展工作专业人员和 两种面霜哪种更有效。第二种情境则涉及政治立 其他人一样,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自动思维、社会 场和意识形态:分析最低工资法是否有助于减少 思维和心智模型思维而产生偏见和失误。他们 贫困。调查发现,世行工作人员在护肤霜问题上 需要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偏见的存在。发展组织 比在最低工资问题上更容易找出正确答案——尽 也需要实施必要程序来减轻它们的影响。第二, 管两套数据完全相同。这里不妨多说一句:虽然 政策和项目设计中看似很小的细节有时会对个 许多世行工作人员都是贫困问题上训练有素的专 人的选择和行动产生很大影响。而且,相似的问 家,但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但事实上,之所以 题背后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根源;适用于一种情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正是因为他们是贫困问题上 境的解决方案可能在另一种情境中就无法奏效。 训练有素的专家。当需要进行困难的计算时,他 因此,发展工作是一个不断发现和学习的反复过 们使用与自己此前看法一致的方式来诠释新的数 程。多种心理和社会因素都可能对一项政策成功 据,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很有信心。这项调查 与否产生影响;某些因素可能在政策实施之前就 中使用的问题沿用了 Kahan 等人(2013 年)设 已经了解,但另外一些只有实施以后才能发现。 计的方法。 这意味着需要不断进行有一个反复学习的过程, 要克服发展专业人士做判断时存在的天 而不断反复学习又意味着需要将资源(时间、 然局限性,可以借用工业界“用户体验” 金钱、专业人员)分散在几轮政策设计、实施和 ( dogfooding )的做法。公司员工使用本公司 评估周期中。 的产品,通过亲身体验发现存在的缺陷,在投放 市场之前加以解决。政策的设计者可以亲身体验 发展工作专业人员 自己设计的政策或使用现有服务,通过第一手 发展工作的目标是消除贫困,但发展专业人员并 经验对存在的问题作出诊断。同样,军队和私营 不一定了解贫困对人思维的影响。《2015 年世界 部门使用的“红队研判”(red teaming)方法 发展报告》编写团队进行了一项随机调查,考察 可以通过辩论,在做出重大决策和设计重大方案 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判断和决策。世行工作人员 之前,发现其中的弱点。采用这种方法时,一个 中有 42% 预测肯尼亚内罗毕的大多数贫困人口 外部团队负责对有关的计划、程序、能力和操作 会赞同“疫苗有风险,因为它们会导致绝育”的 设计假设等各方面提出质疑,等于是从潜在合作 说法,但实际上参加抽样调查的穷人(定义为内 伙伴或竞争对手的角度来进行审视。从社会心理 罗毕财富分配底层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只有 11% 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分组可以使辩论更为严密和 认同这种说法。同样,世行工作人员对印尼雅加 激烈。持不同意见、但以找出真相为共同目标的 达和秘鲁利马有多少穷人有无助感、对未来无把 人进行集体讨论,这可以有效地分配认知能力, 握的估计也大大高出实际水平。这一结果表明, 便于找出最好的设计方案,并减轻“群体思维” 与穷人的实际情况相比,发展专业人员观念中 (group think)的影响。 概述 19 调整式设计,调整式干预 动净水,从而省去了等候时间)。这也使对水消 在特定情境下有多种因素可能影响人的决策,而 毒成为一个公共行为,在水源处打水的人都可 发展工作从业人员在对形势进行评估时自身也会 以看到,从而强化了人们对水消毒的意识。事实 存在偏误。因此,对情况的诊断和试验应当是一 证明,这些加氯器是促进人们对水消毒、减少 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第 11 章)。有关机构应当 腹泻疾病的成本效益最好的方法( Abdul Latif 对发展研究和发展政策设立恰当机制,确保项目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2012)。 实施中的经验和证据能够得到良好分析和有效反 馈,并根据这些反馈对项目进行调整。采取这一 发展工作专业人员自己也会因为自动思 步骤可能需要改变机构的思维模式,提高组织对 失败的包容程度。在许多情况下,最初的诊断可 维、社会思维和心智模型思维而产生偏见 能不正确或者只是部分成功,但只有通过具体实 施才能清楚地看到失误所在。发展组织不应惩罚 和失误。他们需要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偏 失误或是掩盖失误,而是要认识到,真正的失败 是那些根本不进行经验总结和学习的政策干预。 见的存在,发展组织也需要实施必要程序 为了说明从试验中学习这种做法的好处,我 们来看一下腹泻疾病问题以及在肯尼亚为解决这 来减轻它们的影响。 一问题而进行的成本效益实验(Ahuja, Kremer, and Zwane 2010)。水中含有大量细菌是导致 这类结果——以及为取得这类结果而不断进行 儿童 染 病的一个主要因素,并可能造成终身的 的分析调查——十分鼓舞人心。更全面地考虑人 肢体和认知功能障碍。缺乏清洁的水被诊断为主 的决策过程中所涉及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可能会事 要问题。因此,初期采取的干预措施就是改善家 半功倍——也就是说,用较低的成本取得较大的 庭用水的水源——在当地就是泉水。泉水很容易 收益。但由于设计和实施中的微小变动可能对干 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污染,如粪便等。为减少污 预成功与否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持续进行实验就 染,就把泉水用水泥盖上,这样水就是从地上管 尤为重要。对已有的或新收集的数据和实地观察 道里流出而不是从地层里渗出。虽然这一措施大 大改善了水源的水质,但它对居民家中用水水质 影响较小,因为居民打水和储存水的过程中仍很 多种行为和社会因素都可能对一项政策的 容易受到污染。 成功与否产生影响,因此发展工作是一个 因此,有关人员把这个问题重新界定为:居民 在家不能充分地对水进行处理。下一轮实验中的 不断发现和学习的反复过程。这意味着 干预措施是免费向居民提供消毒用的氯或者可在 当地商店兑换氯的优惠券。实验结果表明,这种 需要将时间、金钱、专业人员等资源分 干预开始时提高了人们在家对水消毒的比例,但 最终没能产生持久的效果。人们将泉水打回家后 散在几轮政策设计、实施和评估周期中。 需要用氯来消毒,如果当初发放的氯用完了,他 们就要自己去商店购买。 进行分析,将会产生有助于指导干预措施设计的 这些结果引出了对问题的另一个诊断:居民 研究成果。对干预措施设计多个版本——如在发 不能长期保持对水进行处理的做法。这一结论催 送提醒的频率、回报努力的方法等参数上有所变 生了在取水处设立免费加氯器的措施。这使水处 化——可以揭示哪些方法在实现社会目标方面 理的重要性凸显(人们打水时会看到加氯器,提 更为有效。实施过程中的学习应当反馈到项目的 醒他们注意水的卫生),同时也便于使用(不必 重新界定、重新诊断和重新设计这一持续改进过 专门为了买氯去商店,打水回家的途中氯就在自 程中(图 O.9)。 20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 图 O.9 理解人的行为、找出有效干预措施是复杂的反复过程 这种综合考虑决策涉及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的方法对干预周期提供了一种不同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更多资源被用于对问题的界定、诊断以及干预措施的设计。干预的实施阶 段会对几种不同的干预措施进行测试,每种干预对应着关于选择和行为的不同假定。然后选取其中一种干预加以调整,用于新一轮的问题界定、诊断、干预设计、实施和测 试。干预措施推广扩大之后这种不断完善的过程依然继续。 界定和诊断 界定和重新诊断 重新 整 调 设计 和评估 实施 来源:《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团队。 在政策制定者推出帮助人们进行决策的举措 贫穷的时候,政府就应该采取行动。尽管发展 之前,他们首先面临一个规范性问题:为什么 事务的不同主体对上述一些问题存在一定分歧, 政府要介入个人的选择?如“焦点 6 ”所述, 对个人自由和集体目标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 , 有 三 个 根 本 原 因 。 首先,这可以帮助人们实现 但各方普遍认可的人权是解决这些权衡的指导 他们自己的目标。发出储蓄或服药提醒可以帮助 原则。 忙于生活琐事的人实现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 并不是每一个对人的心理或社会性的认识都 包含承诺机制的合同可以强化人的理性行为,而 要求有更多的政府干预;基于某些认识,政府 这类合同在市场上很缺乏。将发放补贴的时机与 应当减少干预。由于政策制定者本身存在认知 决定孩子是否上学的时间配合起来,或是在收获 偏误,他们必须寻找和依靠完善的证据,表明 季节人们手上有现金时让他们可以更容易地买到 干预能取得预期效果,并让公众审查政府的政 化肥,有助于克服一些人由于健忘或意志力不强 策和干预,尤其是那些旨在影响个人选择的政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而导致的意图与行 策和干预。但这并不是说当政府不行动时个人 动之间的鸿沟。大多数位于经济学和心理学边界 就可以不受其他任何人影响、自由地做出符合 的政策都可以从这些方面来理解。 自己利益的最佳选择。有利害关系的各个方面 其次,一个人的喜好和短期目的并不一定符 都会利用人们进行自动思维、屈从社会压力、 合他自己的利益。如果给他更多时间和信息来思 依靠心智模型思维的倾向来谋利( Akerlof and 考,他可能就会做出不同的、更符合他最高期望 Shiller forthcoming ),包括放贷者、广告商 的选择。第三,社会习俗和社会性心智模型可能 以及各类精英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不 阻止人们做出提高个人能动性和福祉的选择,使 作为并不是为个人自由留下空间,而是对人失 人看不到某些行动路线——比如,如果长期受到 去自由视而不见( Sunstein 2014 )。 歧视,会使人缺乏期望和抱负。在参与度低、情 本报告旨在加快关于人的决策的最新研究成果 境条件和社会习俗损害人的能动性、制造并延续 在发展政策中的应用。这种方法基于对人更全面 概述 21 的理解,考虑到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的感知、 Barrera-Osorio, Felipe, Marianne Bertrand, Leigh 认知、决策和行为等产生的影响。对它的可能性 L. ­ Linden, and Francisco Perez-Calle. 2011.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Conditional Trans- 和局限性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报告中介绍的 fer Program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研究来自一个活跃、令人兴奋、仍处于动态发展 Education Experiment in Colombia.” American 中的领域。这种新方法最终可能会改变发展经济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3 (2): 167–95. 学的面貌,提高发展政策和干预的有效性,而这 Basu, Kaushi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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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Haven, CT: Yale the Developing World.” Policy Research Work- University Press. ing Paper 610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目录 目录 前言 致谢 缩略语 概述:人的决策与发展政策 第 1 部分:深化对行为的理解,促进经济发展:一个概念框架 1 自动思维 2 社会思维 焦点 1:当腐败成为常态 3 心智模型思维 焦点 2:寓教于乐 第 2 部分:从行为和社会视角看政策 4 贫困 焦点 3:我们对贫困的情境了解程度如何? 5 儿童早期发展 6 家庭财务 7 生产率 焦点 4:用人种学来理解职场 8 健康 9 气候变化 焦点 5:在哥伦比亚提倡节水 第 3 部分:改善发展专业人员的工作 10 发展专业人员的偏见 11 调整式设计,调整式干预 焦点 6:政府为何要去影响个人选择? 索引 生态审计 环境效益声明 世界银行致力于保护濒危的森林和 节省和减排: 自然资源。世界银行出版与知识部根 •  24 棵树 据“绿色出版倡议”推荐的用纸标准, •  1100 万英热单位能源 选择含有 50% 回收纤维的再生纸张 •  2 068 磅净温室气体 印刷《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思维、 •  11218 加仑废水 社会与行为》。“绿色出版倡议”是一 •  751 磅固体废弃物 项非营利计划,支持出版界使用非 取 自濒危森林的纸张。更多信息参见 www.greenpressinitiative.org 。 思维、社会与行为 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策现在到了需要重新设计的时候。过去几十年里,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研究对人如何思维和决策提供了很多洞见。第一代发展经 济学以如下假设为基础:人们经过深思熟虑,独立地做出决策;其决策依据的是 不变、自利的偏好。但近年的研究却表明,人的决策很少会符合这种描述。人们 进行 自动思维 :在做决定时,他们通常依赖那些不用费力思考就产生的想法。 人们也有 社会思维 :社会规范指导着人们的大多数行为,而且只要大家各尽其 责,很多人都愿意合作。人们还使用心智模型思维:他们的想法以及对事物的阐 释有赖于所处社会和历史上形成的概念和世界观。 《 2015 年世界发展报告》就如何将这些洞见应用于发展政策进行了详细考察。 报告显示,更全面地理解人的行为有助于推动诸多领域的发展目标,包括儿童早 期发展、家庭财务、生产率、健康和气候变化等。报告也说明,通过对人行为的 更细微认识,可以开发新的干预工具。比如,对决策情境进行微调,根据社会偏 好设计干预措施,向人们介绍新经验或新思路——这些做法都有可能帮助人们改 善其生活。 这份报告为发展工作开辟了令人兴奋的新道路。报告显示,贫困不只是物质的 匮乏,而且相当于是对人的认知资源“征税”,影响人的决策质量。报告强调, 包括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内的所有人的思维都会受到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而发展机构如能建立必要程序来改善发展工作者的思维和决策,将有益于提高其 工作成效。报告还指出,在政策设计和实施中需要有更多的发现、学习和调整。 发展经济学的这种新方法潜力巨大,应用范围十分广泛。这份报告为发展界提出 了一项新的重要议程。 ͂⩸䨢㵸䯲ఎ SKU 32878